急性A型主動脈夾層（acute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ATAAD）是心血管外科最常見的急危重癥，死亡率極高。目前早期準確診斷、及時手術治療以及術后并發癥防治是挽救患者生命的有效方法。ATAAD術后急性胃腸道損傷（acute gastrointestinal injury，AGI）的發病率高達50%[1]，明顯高于其他經體外循環（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的心血管手術（0.5%～5.5%）[2]，常見癥狀有腸系膜缺血、消化道出血、胃潴留、腹脹、胰腺炎、膽囊炎等，有此類并發癥的患者病死率明顯增高。缺血引起的胃腸道血液灌注不足、炎癥反應、手術應激及夾層累及腸系膜動脈是ATAAD術后AGI的主要原因。患者一旦發生AGI，具有較高的手術死亡率（34.3%）、不良事件發生率（44.1%）以及較長的住院時間[3]。主動脈修復術后，AGI癥狀和體征具有不典型性，胃腸道并發癥的診斷往往較滯后，從而引起嚴重的后果。因此早期識別、術前及術中預防、術后合理治療AGI，對于ATAAD患者快速康復具有重要意義。本研究將針對我院近年行CPB手術的ATAAD患者AGI發病率、獨立危險因素以及臨床結局進行分析，并建立AGI發生風險列線圖預測模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回顧性收集2016—2021年在蘭州大學第一醫院住院治療的ATAAD患者。納入標準：（1）年齡≥18歲且≤70歲；（2）符合AGI指南診斷標準；（3）根據影像學資料以及術中診斷明確為ATAAD并且行CPB主動脈修復手術患者。排除標準：（1）合并嚴重血液系統、呼吸系統及其他嚴重疾病患者；（2）術前合并急慢性胃腸道疾病（消化道出血、腹瀉、胰腺炎、膽囊炎、膽系結石、消化道潰瘍、腹部外傷手術史以及消化系統腫瘤等）患者；（3）術中死亡者；（4）術后3 d內死亡者；（5）數據缺失>15%者。納入患者的數據均從蘭州大學第一醫院電子病歷系統中獲取，其中包括患者人口學基線資料、實驗室檢查、影像學檢查等。
術后根據歐洲危重病學會2012 AGI指南對AGI的嚴重程度分級為：0級，無任何胃腸道癥狀；1級，自限性階段，但進展為胃腸功能障礙或衰竭的風險大；2級，需要干預措施來重建胃腸功能（胃腸功能紊亂）；3級，胃腸功能經干預處理后不能恢復（胃腸功能衰竭）；4級，急劇出現并立即威脅到生命的胃腸功能損傷。參考既往研究[4]，使用AGI分級對患者術后前3 d的胃腸功能進行評估，采取從差原則。根據AGI分級將患者分為兩組：將AGI分級≥2級的患者納入AGI組，將<2級的患者納入non-AGI組。
1.2 資料收集
收集的資料包括：（1）一般資料：性別、年齡、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既往史、主動脈夾層（aortic dissection，AD）危險評分；（2）實驗室檢查：患者入院后第1次檢驗指標（白細胞、D-二聚體及血乳酸值）；（3）影像資料：患者入院后CT血管造影（CT angiography，CTA）結果；（4）術中資料（CPB時間、停循環時間及術中輸注紅細胞）；（5）術后臨床結局資料：術后并發癥（腎功能不全、肝功能不全及院內感染等）、住ICU時間及術后30 d死亡等。
1.3 相關定義
肝功能不全的診斷標準：術后1周內出現丙氨酸氨基轉移酶>200 U/L，天冬氨酸氨基轉移酶>200 U/L，總膽紅素>50 mmol/L 及乳酸脫氫酶>500 U/L，伴或不伴肝功能不全的臨床表現。腎功能不全的診斷標準：48 h內血肌酐上升＞26.5 mol/L或較前升高50%，尿量減少0～5 mL/（kg·h）。院內感染：患者有相應的臨床癥狀和體征，實驗室檢查結果或影像學檢查結果表明存在院內感染。
1.4 統計學分析
使用統計學軟件SPSS 23.0進行數據處理及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采用S-W法進行正態性檢驗，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
±s）描述，組間比較使用獨立樣本t檢驗，不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上下四分位數）［M（P25，P75）］描述，組間比較采用 Mann-Whitney U 檢驗。計數資料用頻數和百分比（%）描述，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在進行多因素分析之前，用方差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診斷自變量的多重共線性。采用logistic回歸進行多因素分析，使用R語言（版本4.1.0，
1.5 倫理審查
本研究經蘭州大學第一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查批準，批準號：LDYYLL2021-422。
2 結果
2.1 患者特征
共篩選202例ATAAD患者，其中術前合并其他嚴重疾病者2例，術前合并嚴重胃腸道疾病5例，術中死亡3例，術后3 d內死亡2例，數據缺失>15%者2例，最終188例患者納入分析，其中男166例、女22例，平均年齡（49.70±9.96）歲。non-AGI組128例，AGI組60例，AGI發病率為31.9%。患者基線資料見表1。
表1
188例患者基線資料［例（%）/
/M（P25，P75）］
2.2 兩組患者圍術期資料比較
單因素分析顯示，AGI組患者CPB時間、主動脈阻斷時間、術后呼吸機輔助時間、住ICU時間更長，術中輸注紅細胞更多，肝功能不全、腎功能不全、腸外營養、院內感染以及術后30 d死亡率更高，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01）；見表2。
表2
188例患者圍術期資料［例（%）/
/M（P25，P75）］
2.3 AGI相關危險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
通過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non-AGI組和AGI組患者的AD危險評分、腸系膜上動脈（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SMA）灌注不良、主動脈阻斷時間及術中輸注紅細胞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這些因素為AGI的獨立預測因素；見表3。而性別、年齡、BMI、既往手術史、心功能不全、血乳酸、腹腔干灌注不良、腎動脈灌注不良及CPB時間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表3
AGI相關危險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2.4 疾病預測模型-列線圖的建立
使用R語言開發了包含AD危險評分、SMA灌注不良、D-二聚體、主動脈阻斷時間及術中輸注紅細胞因素的預測模型，并以列線圖的形式呈現；見圖1。
圖1
預測ATAAD術后AGI的列線圖模型
ATAAD：急性 A 型主動脈夾層；AGI：急性胃腸道損傷；AD：主動脈夾層
2.5 預測模型的驗證
預測ATAAD患者術后AGI風險的列線圖的Calibration校準曲線和理想曲線顯示出良好的一致性；見圖2。ROC曲線下面積為0.888；見圖3。預測列線圖的C指數為0.888，通過Bootstrap方法重復抽樣1 000次對預測模型進行內部驗證確認，C指數為0.848，這些驗證方法證明該模型具有良好的預測能力。
圖2
預測ATAAD術后AGI風險列線圖的Calibration校準曲線
ATAAD：急性 A 型主動脈夾層；AGI：急性胃腸道損傷
圖3
預測ATAAD術后AGI風險列線圖的ROC曲線
ATAAD：急性 A 型主動脈夾層；AGI：急性胃腸道損傷；ROC：受試者工作特征
3 討論
ATAAD起病急、病死率高，48%～50%的患者死于發病后48 h內[5-7]。CPB下開胸主動脈修復術是治療ATAAD的首選方法[8]，由于疾病自身的病理生理學特征及CPB手術的特殊性，死亡率高達15%～30%[9-10]，且易出現嚴重的并發癥[11]。對于存在術后并發癥的ATAAD患者術后死亡率可高達70%[12]，AGI是CPB下開胸主動脈修復術后的常見并發癥之一，且與患者的不良預后密切相關，一項納入1 200例患者的研究[1]發現，70%～80%的患者術后有胃腸道相關并發癥，如腹瀉、腹脹、排便困難、胃腸道出血和其他消化系統并發癥。近年來研究[3]發現，主動脈修復術后嚴重胃腸道并發癥（gastrointestinal injury complication，GIC）的發病率為5.9%，但因其起病隱匿，治療困難，往往會導致更為嚴重的后果，如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及死亡等。本研究188例患者中有60例術后早期發生AGI，發病率為31.9%，與既往研究結果相似；且有30%的患者在術后30 d內死亡。可見，術后AGI應該引起臨床醫生的重視。
既往關于主動脈修復術后AGI的研究較少，但是，一些CPB心臟手術的研究[4,13-16]發現，患者術前具有合并癥以及長期或復雜的手術過程最容易導致AGI。心臟手術后AGI可能不常見，發病率0.5%～5.5%，但死亡率很高，為0.3%～87%。這些疾病包括小腸出血、腸梗阻和胰腺炎，以及危及生命的并發癥，如肝衰竭和腸缺血[2]。由于癥狀和體征含糊不清，通常缺乏具體的癥狀和體征，GIC的診斷往往較晚[17]。因此，早期識別AGI，預防更為嚴重的GIC可以減少患者術后嚴重并發癥甚至死亡的發生。由于ATAAD手術患者圍術期靜止不動、應用大劑量阿片類藥物、延遲或缺乏腸內營養以及手術引起的術中腸黏膜損傷[13, 17]，術后腸麻痹被認為是心臟手術的常見并發癥。故而，術中因素中CPB時間延長是主要危險因素，本研究中AGI患者也存在相同的問題，因此有必要在復雜心臟手術前進行評估，制定詳細的手術策略，并盡量縮短CPB時間[18]。有研究[17, 19-24]報道，心血管術后AGI的危險因素包括術前因素（高齡、慢性腎功能衰竭、糖尿病、胃腸道疾病、充血性心力衰竭等）、術中因素（CPB時間延長、急診手術、輸血量等）及術后因素（機械通氣時間延長、急性腎損傷及手術切口感染等）。本研究發現對于ATAAD手術患者，較高的AD危險評分、夾層累及SMA、主動脈阻斷時間延長及術中輸注紅細胞量為術后AGI的危險因素，與既往研究基本相同，均可以作為主動脈修復術后患者AGI的獨立預測因子。
AGI分級評分系統已在一般ICU環境下的患者中進行評估，死亡率隨著AGI分級的升高而增加[25-26]。心臟手術后預計ICU住院時間>24 h的患者，前24 h AGI分級>1.5的可預測多器官衰竭、感染性并發癥和ICU住院時間>4 d[27]。本研究發現術后前3 d，最高AGI分級≥2的患者中感染發生率及30 d死亡率顯著高于對照組。另外有研究[4]發現，AGI分級≥2的患者更頻繁地接受胸主動脈手術，且CPB持續時間和手術時間更長。AGI分級≥2的患者30 d GIC發生率和30 d死亡率均明顯高于AGI=0和AGI=1組。本研究同樣認為AGI評分系統可以用于術后AGI的評估，且在臨床上應該對AGI分級≥2的患者予以重視。
如今，列線圖疾病預測模型在醫學界被廣泛用作預測疾病預后的工具。列線圖依賴于用戶友好的數字界面、更高的準確性和更容易理解的預后，以幫助更好的臨床決策[28]。本研究是將該列線圖基于ATAAD術前及術中簡單臨床資料應用于術后AGI的預測。本研究開發并驗證了一種新的預測工具，僅使用5個容易獲得的變量（AD危險評分、夾層累及SMA、D-二聚體、主動脈阻斷時間及術中輸注紅細胞）就可以實現ATAAD術后AGI風險的個體化預測，通過該隊列的內部驗證顯示本預測工具有良好的辨別力和校準能力；特別是區間驗證中的高C指數表明，該列線圖可以廣泛而準確地用于更大樣本量的隊列。因此，本研究可為ATAAD患者術后AGI提供相對準確的預測[28]。
AD術后胃腸道并發癥可能不常見，但與術后早期胃腸功能障礙以及臨床不良結局相關。由于癥狀和體征含糊不清，通常缺乏具體的癥狀和體征，胃腸道并發癥的診斷往往較晚。因此，有必要增加對AD術后患者胃腸道功能障礙的關注度，AGI分級可能是結構化方法的有益補充。另外，本研究納入了5個危險因素建立疾病預測模型，指標簡單易得，模型使用方便，可以進行臨床推廣。但本研究樣本量偏小，為單中心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可擴大樣本量增加多中心研究數據進一步驗證，以獲得更為精準的結果。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楊小芳負責論文設計，數據整理與分析，論文初稿撰寫、投稿；胡源及黨國琴負責數據采集；周文君及李元敏負責臨床工作，提出參考意見；孟文勃負責文章審核與修改。
急性A型主動脈夾層（acute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ATAAD）是心血管外科最常見的急危重癥，死亡率極高。目前早期準確診斷、及時手術治療以及術后并發癥防治是挽救患者生命的有效方法。ATAAD術后急性胃腸道損傷（acute gastrointestinal injury，AGI）的發病率高達50%[1]，明顯高于其他經體外循環（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的心血管手術（0.5%～5.5%）[2]，常見癥狀有腸系膜缺血、消化道出血、胃潴留、腹脹、胰腺炎、膽囊炎等，有此類并發癥的患者病死率明顯增高。缺血引起的胃腸道血液灌注不足、炎癥反應、手術應激及夾層累及腸系膜動脈是ATAAD術后AGI的主要原因。患者一旦發生AGI，具有較高的手術死亡率（34.3%）、不良事件發生率（44.1%）以及較長的住院時間[3]。主動脈修復術后，AGI癥狀和體征具有不典型性，胃腸道并發癥的診斷往往較滯后，從而引起嚴重的后果。因此早期識別、術前及術中預防、術后合理治療AGI，對于ATAAD患者快速康復具有重要意義。本研究將針對我院近年行CPB手術的ATAAD患者AGI發病率、獨立危險因素以及臨床結局進行分析，并建立AGI發生風險列線圖預測模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回顧性收集2016—2021年在蘭州大學第一醫院住院治療的ATAAD患者。納入標準：（1）年齡≥18歲且≤70歲；（2）符合AGI指南診斷標準；（3）根據影像學資料以及術中診斷明確為ATAAD并且行CPB主動脈修復手術患者。排除標準：（1）合并嚴重血液系統、呼吸系統及其他嚴重疾病患者；（2）術前合并急慢性胃腸道疾病（消化道出血、腹瀉、胰腺炎、膽囊炎、膽系結石、消化道潰瘍、腹部外傷手術史以及消化系統腫瘤等）患者；（3）術中死亡者；（4）術后3 d內死亡者；（5）數據缺失>15%者。納入患者的數據均從蘭州大學第一醫院電子病歷系統中獲取，其中包括患者人口學基線資料、實驗室檢查、影像學檢查等。
術后根據歐洲危重病學會2012 AGI指南對AGI的嚴重程度分級為：0級，無任何胃腸道癥狀；1級，自限性階段，但進展為胃腸功能障礙或衰竭的風險大；2級，需要干預措施來重建胃腸功能（胃腸功能紊亂）；3級，胃腸功能經干預處理后不能恢復（胃腸功能衰竭）；4級，急劇出現并立即威脅到生命的胃腸功能損傷。參考既往研究[4]，使用AGI分級對患者術后前3 d的胃腸功能進行評估，采取從差原則。根據AGI分級將患者分為兩組：將AGI分級≥2級的患者納入AGI組，將<2級的患者納入non-AGI組。
1.2 資料收集
收集的資料包括：（1）一般資料：性別、年齡、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既往史、主動脈夾層（aortic dissection，AD）危險評分；（2）實驗室檢查：患者入院后第1次檢驗指標（白細胞、D-二聚體及血乳酸值）；（3）影像資料：患者入院后CT血管造影（CT angiography，CTA）結果；（4）術中資料（CPB時間、停循環時間及術中輸注紅細胞）；（5）術后臨床結局資料：術后并發癥（腎功能不全、肝功能不全及院內感染等）、住ICU時間及術后30 d死亡等。
1.3 相關定義
肝功能不全的診斷標準：術后1周內出現丙氨酸氨基轉移酶>200 U/L，天冬氨酸氨基轉移酶>200 U/L，總膽紅素>50 mmol/L 及乳酸脫氫酶>500 U/L，伴或不伴肝功能不全的臨床表現。腎功能不全的診斷標準：48 h內血肌酐上升＞26.5 mol/L或較前升高50%，尿量減少0～5 mL/（kg·h）。院內感染：患者有相應的臨床癥狀和體征，實驗室檢查結果或影像學檢查結果表明存在院內感染。
1.4 統計學分析
使用統計學軟件SPSS 23.0進行數據處理及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采用S-W法進行正態性檢驗，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s）描述，組間比較使用獨立樣本t檢驗，不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上下四分位數）［M（P25，P75）］描述，組間比較采用 Mann-Whitney U 檢驗。計數資料用頻數和百分比（%）描述，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在進行多因素分析之前，用方差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診斷自變量的多重共線性。采用logistic回歸進行多因素分析，使用R語言（版本4.1.0，
1.5 倫理審查
本研究經蘭州大學第一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查批準，批準號：LDYYLL2021-422。
2 結果
2.1 患者特征
共篩選202例ATAAD患者，其中術前合并其他嚴重疾病者2例，術前合并嚴重胃腸道疾病5例，術中死亡3例，術后3 d內死亡2例，數據缺失>15%者2例，最終188例患者納入分析，其中男166例、女22例，平均年齡（49.70±9.96）歲。non-AGI組128例，AGI組60例，AGI發病率為31.9%。患者基線資料見表1。
表1
188例患者基線資料［例（%）//M（P25，P75）］
2.2 兩組患者圍術期資料比較
單因素分析顯示，AGI組患者CPB時間、主動脈阻斷時間、術后呼吸機輔助時間、住ICU時間更長，術中輸注紅細胞更多，肝功能不全、腎功能不全、腸外營養、院內感染以及術后30 d死亡率更高，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01）；見表2。
表2
188例患者圍術期資料［例（%）//M（P25，P75）］
2.3 AGI相關危險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
通過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non-AGI組和AGI組患者的AD危險評分、腸系膜上動脈（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SMA）灌注不良、主動脈阻斷時間及術中輸注紅細胞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這些因素為AGI的獨立預測因素；見表3。而性別、年齡、BMI、既往手術史、心功能不全、血乳酸、腹腔干灌注不良、腎動脈灌注不良及CPB時間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表3
AGI相關危險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2.4 疾病預測模型-列線圖的建立
使用R語言開發了包含AD危險評分、SMA灌注不良、D-二聚體、主動脈阻斷時間及術中輸注紅細胞因素的預測模型，并以列線圖的形式呈現；見圖1。
圖1
預測ATAAD術后AGI的列線圖模型
ATAAD：急性 A 型主動脈夾層；AGI：急性胃腸道損傷；AD：主動脈夾層
2.5 預測模型的驗證
預測ATAAD患者術后AGI風險的列線圖的Calibration校準曲線和理想曲線顯示出良好的一致性；見圖2。ROC曲線下面積為0.888；見圖3。預測列線圖的C指數為0.888，通過Bootstrap方法重復抽樣1 000次對預測模型進行內部驗證確認，C指數為0.848，這些驗證方法證明該模型具有良好的預測能力。
圖2
預測ATAAD術后AGI風險列線圖的Calibration校準曲線
ATAAD：急性 A 型主動脈夾層；AGI：急性胃腸道損傷
圖3
預測ATAAD術后AGI風險列線圖的ROC曲線
ATAAD：急性 A 型主動脈夾層；AGI：急性胃腸道損傷；ROC：受試者工作特征
3 討論
ATAAD起病急、病死率高，48%～50%的患者死于發病后48 h內[5-7]。CPB下開胸主動脈修復術是治療ATAAD的首選方法[8]，由于疾病自身的病理生理學特征及CPB手術的特殊性，死亡率高達15%～30%[9-10]，且易出現嚴重的并發癥[11]。對于存在術后并發癥的ATAAD患者術后死亡率可高達70%[12]，AGI是CPB下開胸主動脈修復術后的常見并發癥之一，且與患者的不良預后密切相關，一項納入1 200例患者的研究[1]發現，70%～80%的患者術后有胃腸道相關并發癥，如腹瀉、腹脹、排便困難、胃腸道出血和其他消化系統并發癥。近年來研究[3]發現，主動脈修復術后嚴重胃腸道并發癥（gastrointestinal injury complication，GIC）的發病率為5.9%，但因其起病隱匿，治療困難，往往會導致更為嚴重的后果，如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及死亡等。本研究188例患者中有60例術后早期發生AGI，發病率為31.9%，與既往研究結果相似；且有30%的患者在術后30 d內死亡。可見，術后AGI應該引起臨床醫生的重視。
既往關于主動脈修復術后AGI的研究較少，但是，一些CPB心臟手術的研究[4,13-16]發現，患者術前具有合并癥以及長期或復雜的手術過程最容易導致AGI。心臟手術后AGI可能不常見，發病率0.5%～5.5%，但死亡率很高，為0.3%～87%。這些疾病包括小腸出血、腸梗阻和胰腺炎，以及危及生命的并發癥，如肝衰竭和腸缺血[2]。由于癥狀和體征含糊不清，通常缺乏具體的癥狀和體征，GIC的診斷往往較晚[17]。因此，早期識別AGI，預防更為嚴重的GIC可以減少患者術后嚴重并發癥甚至死亡的發生。由于ATAAD手術患者圍術期靜止不動、應用大劑量阿片類藥物、延遲或缺乏腸內營養以及手術引起的術中腸黏膜損傷[13, 17]，術后腸麻痹被認為是心臟手術的常見并發癥。故而，術中因素中CPB時間延長是主要危險因素，本研究中AGI患者也存在相同的問題，因此有必要在復雜心臟手術前進行評估，制定詳細的手術策略，并盡量縮短CPB時間[18]。有研究[17, 19-24]報道，心血管術后AGI的危險因素包括術前因素（高齡、慢性腎功能衰竭、糖尿病、胃腸道疾病、充血性心力衰竭等）、術中因素（CPB時間延長、急診手術、輸血量等）及術后因素（機械通氣時間延長、急性腎損傷及手術切口感染等）。本研究發現對于ATAAD手術患者，較高的AD危險評分、夾層累及SMA、主動脈阻斷時間延長及術中輸注紅細胞量為術后AGI的危險因素，與既往研究基本相同，均可以作為主動脈修復術后患者AGI的獨立預測因子。
AGI分級評分系統已在一般ICU環境下的患者中進行評估，死亡率隨著AGI分級的升高而增加[25-26]。心臟手術后預計ICU住院時間>24 h的患者，前24 h AGI分級>1.5的可預測多器官衰竭、感染性并發癥和ICU住院時間>4 d[27]。本研究發現術后前3 d，最高AGI分級≥2的患者中感染發生率及30 d死亡率顯著高于對照組。另外有研究[4]發現，AGI分級≥2的患者更頻繁地接受胸主動脈手術，且CPB持續時間和手術時間更長。AGI分級≥2的患者30 d GIC發生率和30 d死亡率均明顯高于AGI=0和AGI=1組。本研究同樣認為AGI評分系統可以用于術后AGI的評估，且在臨床上應該對AGI分級≥2的患者予以重視。
如今，列線圖疾病預測模型在醫學界被廣泛用作預測疾病預后的工具。列線圖依賴于用戶友好的數字界面、更高的準確性和更容易理解的預后，以幫助更好的臨床決策[28]。本研究是將該列線圖基于ATAAD術前及術中簡單臨床資料應用于術后AGI的預測。本研究開發并驗證了一種新的預測工具，僅使用5個容易獲得的變量（AD危險評分、夾層累及SMA、D-二聚體、主動脈阻斷時間及術中輸注紅細胞）就可以實現ATAAD術后AGI風險的個體化預測，通過該隊列的內部驗證顯示本預測工具有良好的辨別力和校準能力；特別是區間驗證中的高C指數表明，該列線圖可以廣泛而準確地用于更大樣本量的隊列。因此，本研究可為ATAAD患者術后AGI提供相對準確的預測[28]。
AD術后胃腸道并發癥可能不常見，但與術后早期胃腸功能障礙以及臨床不良結局相關。由于癥狀和體征含糊不清，通常缺乏具體的癥狀和體征，胃腸道并發癥的診斷往往較晚。因此，有必要增加對AD術后患者胃腸道功能障礙的關注度，AGI分級可能是結構化方法的有益補充。另外，本研究納入了5個危險因素建立疾病預測模型，指標簡單易得，模型使用方便，可以進行臨床推廣。但本研究樣本量偏小，為單中心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可擴大樣本量增加多中心研究數據進一步驗證，以獲得更為精準的結果。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楊小芳負責論文設計，數據整理與分析，論文初稿撰寫、投稿；胡源及黨國琴負責數據采集；周文君及李元敏負責臨床工作，提出參考意見；孟文勃負責文章審核與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