β-半乳糖結合蛋白（Galectin-3）和人骨髓內皮細胞標志物（HBME-1）在腫瘤的生長、轉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是甲狀腺癌的良好標志物。18氟-氟代脫氧葡萄糖（18F-FDG）正電子發射斷層顯像/計算機斷層掃描（PET/CT）的應用提高了對甲狀腺癌診斷的特異性和準確性。本文對分化型甲狀腺癌中Galectin-3、HBME-1的表達及18F-FDG顯像在甲狀腺癌中的研究與應用進行了綜述。
引用本文： 石野寬, 游金輝. 分化型甲狀腺癌Galectin-3和人骨髓內皮細胞標志物表達及18F-FDG顯像的研究與應用. 生物醫學工程學雜志, 2016, 33(5): 1020-1024. doi: 10.7507/1001-5515.20160164 復制
0 引言
甲狀腺癌是一種全球常見的內分泌腫瘤，近幾年呈明顯增長趨勢，美國年增長率達1.0%~1.5%；而在國內甲狀腺癌發病率同樣呈上升趨勢，我國上海及天津等城市的統計顯示，甲狀腺癌發病率為2.39/10萬，并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其中分化型甲狀腺癌(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DTC)占甲狀腺癌的90%以上，主要包括甲狀腺乳頭狀癌(thyroid papillary carcinoma, PTC)、甲狀腺濾泡狀癌(follicular thyroid carcinoma, FTC)、許特爾細胞癌、濾泡狀甲狀腺乳頭狀癌(follicular thyroid papillary carcinoma, FVPTC)等病理類型[1-2]。甲狀腺癌大多起病隱匿，其生物學特性具有多變和多樣性。目前，國內外學者對β-半乳糖結合蛋白(Galectin-3)、人骨髓內皮細胞標志物(human bone marrow endothelial cell marker, HBME-1)在DTC中的表達及其對良惡性甲狀腺結節的鑒別診斷價值方面進行了較多的研究。而18氟-氟代脫氧葡萄糖(18F-fluordeoxyglucose, 18F-FDG)正電子發射斷層顯像/計算機斷層掃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PET/CT)的應用提高了對惡性腫瘤的診斷特異性和準確性，而且在腫瘤的分期、轉移、治療及預后評估方面有更大的價值[3]。因此，本文就DTC中Galectin-3、HBME-1的表達以及18F-FDG顯像在甲狀腺癌中的研究與應用進行了簡要綜述。
1 Galectin-3
1.1 Galectin-3結構及生物學特性
Galectin-3是由氨基酸末端區和羥基末端糖類識別區組成的多肽，屬于凝集素家族成員；分子量為31 kD，其編碼基因位于染色體1P13；其內包括3個結構域：一個NH2末端結構域，一個富含絡氨酸、脯氨酸和甘氨酸重復序列的結合域，一個糖結構識別域。Galectin-3廣泛存在于胃及腸道黏膜組織、乳腺上皮等正常組織和前列腺癌、乳腺癌、胃癌及甲狀腺癌等腫瘤組織。Galectin-3主要分布在細胞質中，也可以出現在細胞核中；Galectin-3缺乏經典的內質網-高爾基體分泌途徑，而主要是通過非經典的樹突狀細胞或機械轉導的方式進行分泌。一般情況下，Galectin-3分泌后通過細胞遷移、黏附和細胞間的相互作用，與高親和力的糖蛋白綁定在細胞表面。細胞質中的Galectin-3與病變活動及細胞信號轉導通路有關，而細胞核中的Galectin-3作用機制與其pre-mRNA、基因表達有關。由于其獨特的嵌合結構能夠使其與大量的細胞配體相互作用，并發揮調節細胞的不同功能，如增長、遷移、黏附、入侵、免疫功能及血管生成功能等，其在腫瘤的進展過程中有重要意義[4-6]。
1.2 Galectin-3在甲狀腺癌中的研究與應用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正常甲狀腺組織、甲狀腺良惡性結節的腫瘤標志物、基因表達等有較多的研究，而Galectin-3在甲狀腺相關疾病中的表達水平是近幾年文獻較為關注的。Abd-el等[7]的研究表明Galectin-3在不同的甲狀腺癌中的表達有差別，其在甲狀腺乳頭狀癌中敏感性為92.9%，特異性為90.9%，而在甲狀腺濾泡狀癌、濾泡性腺瘤中偏低(甲狀腺乳頭狀癌＞甲狀腺濾泡狀癌＞濾泡性腺瘤)，并可能與局部細胞增生存在聯系。Zhang等[8]對51例DTC進行細胞涂片Galectin-3免疫組化染色，其敏感性為77.3%，特異性為72.4%，提示Galectin-3對甲狀腺良惡性結節的鑒別診斷具有重要參考價值。Saleh等[9]評估4種腫瘤標記物(Galectin-3、HBME-1、CK19、Ret)的免疫表達在細針穿刺活檢(fine needle aspiration，FNA)時鑒別甲狀腺結節良惡性的價值，研究結果顯示其中Galcetin-3具有最高的敏感性及特異性，分別為92.6%和77.3%，并由此認為Galectin-3可作為單一腫瘤標記物來鑒別甲狀腺結節的良惡性。Bartolazzi等[10]把放射性核素99mTc與Galectin-3抗體連接作為分子顯像探針進行甲狀腺核素顯像，即通過靜脈注射將顯像探針引入荷甲狀腺癌的小鼠體內的方法，運用高分辨率γ相機對小鼠分別于靜脈注射后1、3、6、9、24 h時間段采集圖像，結果顯示在6 h及9 h時間段病灶區放射性核素濃聚最高，并因此提出Galectin-3能夠鑒別甲狀腺結節的良惡性，同時Bartolazzi等認為Galectin-3抗體標記的分子探針顯像還能對多種惡性腫瘤(如甲狀腺癌、淋巴瘤、乳腺癌等)的診斷及治療具有重要的意義。
2 HBME-1
2.1 HBME-1的結構與功能
HBME-1為單克隆抗體，是一種酸性氨基多糖蛋白，其主要成分為透明質酸。HBME-1同時也是間皮細胞微絨毛表面特異性標志物，可以特異性地與間皮瘤細胞表面的抗原結合，其在腫瘤血管的形成、腫瘤的生長及轉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HBME-1的生化特性尚不清楚，其表達以細胞膜為主，其表達特點與細胞核有明顯的相關性[11-12]。
2.2 HBME-1在甲狀腺癌中的研究與應用
近幾年HBME-1逐漸成為鑒別甲狀腺結節良惡性的細胞標志物。多篇文獻報道顯示，HBME-1在DTC中呈高表達，而在正常甲狀腺組織及良性甲狀腺結節中不表達[13-14]。de Matos等[15]的研究顯示在170例甲狀腺病變患者(148例惡性結節、22例良性病變)的組織中，HBME-1在甲狀腺乳頭狀癌中陽性表達率為94%，而在良性甲狀腺結節中幾乎不表達，由此提示其可作為診斷甲狀腺乳頭狀癌的重要參考標志物。Papotti等[16]對惡性潛能未確定的(uncertain malignant potential, UMP)甲狀腺腫瘤組織行HBME-1免疫組化表達，結果發現HBME-1表達陽性，提示UMP甲狀腺腫瘤病變更趨向于診斷為甲狀腺乳頭狀癌，同時提示HBME-1的陽性表達可為甲狀腺乳頭狀癌的診斷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Barut等[17]認為HBME-1在甲狀腺乳頭狀癌中的表達具有較高的陽性率(70.7%)，其敏感性為67.2%，特異性為99.7%，其特異性明顯高于其他標志物(Galectin-3、CK19)，但同時也顯示HBME-1在甲狀腺濾泡狀癌中的敏感性(90%)較其在乳頭狀癌中更高(67.2%)。郭健等[18]對134例DTC的研究報道顯示：HBME-1在DTC中呈高表達，其陽性率為88.8%，而在甲狀腺非癌組織中的陽性表達率為12.5%，提示HBME-1可作為甲狀腺乳頭狀癌的良好標志物之一，同時也可對鑒別良惡性甲狀腺結節起重要參考價值。Ohta等[19]對50例FVPTC組織學切片進行HBME-1免疫組化染色，結果顯示其敏感性為92%，特異性為89%，提示其對FVPTC的診斷具有很好的參考價值，其陽性表達能夠減少FNA對FVPTC診斷的假陰性率。
3 18F-FDG在DTC中的研究與應用
DTC的總體預后較好，死亡率低；131I全身掃描(131I-WBS)+甲狀腺球蛋白(Tg)測定是臨床上診治DTC的兩個關鍵指標。前者主要是了解殘余甲狀腺組織的存在及數量，同時對復發和轉移病灶進行定位、定量診斷，并評價其攝取131I的功能；后者主要是用于治療前后評估體內病灶的殘留、復發以及預后的監測；而臨床上兩者常成正相關，即131I-WBS陽性、Tg陽性或兩者都為陰性；但有相關文獻報道[20-21]臨床診治中約有30%的DTC患者可出現131I-WBS與血清Tg結果不一致，即131I-WBS陰性、Tg陽性或者反之，并且臨床上常以前者多見，其可能出現的主要原因[22-23]：①Tg出現假陽性，如TgAb陽性時放射免疫分析可出現假陽性；②甲狀腺過氧化物酶(thyroidperoxidase, TPO)的缺陷，從而使131I的有機化障礙，導致131I-WBS出現假陰性；③鈉/碘同向轉運體(sodium-iodide symporter, NIS)的缺陷及Pendrin蛋白的降低，造成攝碘不平衡，從而難以將攝入的碘維持在細胞內；④在長期疾病的過程中，DTC可退行發育為未分化癌，導致攝碘功能缺失；⑤其他如許特爾細胞癌不攝取131I、患者行顯像前的準備不充分等。而在這種情況下需要進一步行18F-FDG顯像明確診斷。
姚小芹等[24]對35例131I-WBS陰性、血清Tg陽性的患者行18F-FDG符合線路顯像，其結果顯示：敏感性為81.5%，特異性為75%，準確性為80.0%，陽性預測值為91.7%。Asa等[25]對Tg陰性、甲狀腺球蛋白抗體(TGA)持續陽性的40例患者行18F-FDG PET/CT顯像，結果提示：DTC患者在Tg陰性、TGA持續陽性的情況下，行PET/CT檢查對癌的復發及轉移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Shamim等[26]對35例經甲狀腺全切術+131I放射性治療后，且血清Tg陽性、131I-WBS陰性的DTC患者行18F-FDG PET/CT顯像，結果顯示：FDG顯像陽性患者21例(陽性率為60%)，且在21例陽性患者中甲狀腺乳頭狀癌患者占90.5%，甲狀腺濾泡狀癌占9.5%；該研究同時顯示FDG顯像的陽性率與患者的年齡(高于45歲)具有正相關性，而患者的Tg值與18F-FDG顯像的SUV值無明顯相關性。Trybek等[27]報道18F-FDG PET/CT顯像在高水平的血清Tg增加的情況下，其敏感性更高，在Tg＞28.5 ng/mL的情況下，其敏感性為100%。Ma等[28]學者對促甲狀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在18F-FDG PET診斷131I WBS-/Tg+ DTC的價值中指出，與服用甲狀腺激素對比，TSH升高狀態下，18F-FDG PET敏感性更高，顯示的DTC病灶數目更多，且腫瘤/本底比值高，從而提示在高TSH狀態下行18F-FDG PET顯像，可提高131I WBS-/Tg+ DTC患者復發或轉移診斷的敏感性。
4 問題與展望
不難看出，Galectin-3與HBME-1兩者對甲狀腺癌的診斷價值，各學者的報道不盡一致，有些甚至相互矛盾。兩者獨立使用，都能對甲狀腺良惡性結節進行鑒別診斷。而眾多學者往往將兩者組合使用，互補兩者之間的不足，以提高其診斷的準確性。Barut等[17]認為Galectin-3與HBME-1組合，兩者同時陽性對甲狀腺乳頭狀癌診斷的特異性達99.2%，準確性達96.1%，從而提高了對甲狀腺惡性腫瘤診斷的準確性。de Matos等[29]對Galectin-3和HBME-1在DTC中的表達進行了系統回顧及meta分析，結果顯示兩者的聯合使用能夠明顯提高其診斷的特異性(89%)。Ma等[30]對43例甲狀腺乳頭狀癌切片行多個腫瘤標記物的免疫組化染色，結果顯示Galectin-3與HBME-1都具有最高的特異性及陽性預測值，均達100%。而Saleh等[31]認為Galectin-3和HBME-1兩者組合的陽性表達較其單獨應用并不能提高對甲狀腺惡性腫瘤的敏感性及特異性；由于免疫組化染色步驟較多，在實驗過程中因易受外界或不確定的因素影響而出現假陽性或假陰性等誤差。
18F-FDG PET/CT顯像是解剖圖像和功能圖像的有效融合，克服了單一圖像的局限性，對Tg陽性、131I-WBS陰性的DTC患者在癌細胞的診斷和轉移、復發及預后監測等方面有較高的敏感性及特異性。Haslerud等[32]對18F-FDG PET/CT顯像診斷DTC復發情況進行系統性回顧及meta分析，結果得出18F-FDG PET/CT顯像對DTC復發診斷的敏感性及特異性都為79.4%，提示18F-FDG PET/CT顯像在檢測DTC的復發方面具有可靠性。Gaertner等[33]對141例經手術全切+131I治療的患者進行分析得出，碘攝取陽性轉移灶的治療療效較陰性攝取轉移灶更高，但不能提高生存率；而有FDG陽性轉移灶患者的治療療效較有陰性轉移灶者更差，且生存率更低，因此18F-FDG PET顯像可作為檢測DTC復發、轉移的一種重要手段。目前臨床相關研究表明18F-FDG PET/CT顯像應用于甲狀腺癌診治時，癌細胞攝取FDG的情況與血清Tg及TSH水平有相關性，雖然目前其關系還存在爭議，但多數研究者已經認可癌細胞對FDG的攝取與血清Tg及TSH水平成正相關。
綜上所述，Galectin-3、HBME-1的表達水平對鑒別甲狀腺良惡性結節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但還存在爭議；而其對甲狀腺癌的淋巴結或遠處轉移及患者預后評估等方面的價值知之甚少，需要進一步研究。18F-FDG PET/CT顯像因其為解剖圖像及功能圖像的有效融合，對甲狀腺癌的診斷敏感性及特異性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由于其自身存在特異性較低的問題，對于炎癥、外傷等代謝較高的病灶可出現假陽性，因此在應用18F-FDG PET/CT顯像對甲狀腺癌進行診治時需要結合病史及其他輔助檢查結果進行綜合評估。關于將甲狀腺癌腫瘤標記物(Galectin-3、HBME-1)的免疫表達與18F-FDG顯像相結合對甲狀腺癌進行研究，例如甲狀腺癌腫瘤標記物與18F-FDG顯像兩者之間有無關系，兩者聯合能否提高對甲狀腺癌診斷的敏感性、特異性及預后評估的準確性等，目前國內外還未見相關文獻報道，值得探索及研究。
0 引言
甲狀腺癌是一種全球常見的內分泌腫瘤，近幾年呈明顯增長趨勢，美國年增長率達1.0%~1.5%；而在國內甲狀腺癌發病率同樣呈上升趨勢，我國上海及天津等城市的統計顯示，甲狀腺癌發病率為2.39/10萬，并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其中分化型甲狀腺癌(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DTC)占甲狀腺癌的90%以上，主要包括甲狀腺乳頭狀癌(thyroid papillary carcinoma, PTC)、甲狀腺濾泡狀癌(follicular thyroid carcinoma, FTC)、許特爾細胞癌、濾泡狀甲狀腺乳頭狀癌(follicular thyroid papillary carcinoma, FVPTC)等病理類型[1-2]。甲狀腺癌大多起病隱匿，其生物學特性具有多變和多樣性。目前，國內外學者對β-半乳糖結合蛋白(Galectin-3)、人骨髓內皮細胞標志物(human bone marrow endothelial cell marker, HBME-1)在DTC中的表達及其對良惡性甲狀腺結節的鑒別診斷價值方面進行了較多的研究。而18氟-氟代脫氧葡萄糖(18F-fluordeoxyglucose, 18F-FDG)正電子發射斷層顯像/計算機斷層掃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PET/CT)的應用提高了對惡性腫瘤的診斷特異性和準確性，而且在腫瘤的分期、轉移、治療及預后評估方面有更大的價值[3]。因此，本文就DTC中Galectin-3、HBME-1的表達以及18F-FDG顯像在甲狀腺癌中的研究與應用進行了簡要綜述。
1 Galectin-3
1.1 Galectin-3結構及生物學特性
Galectin-3是由氨基酸末端區和羥基末端糖類識別區組成的多肽，屬于凝集素家族成員；分子量為31 kD，其編碼基因位于染色體1P13；其內包括3個結構域：一個NH2末端結構域，一個富含絡氨酸、脯氨酸和甘氨酸重復序列的結合域，一個糖結構識別域。Galectin-3廣泛存在于胃及腸道黏膜組織、乳腺上皮等正常組織和前列腺癌、乳腺癌、胃癌及甲狀腺癌等腫瘤組織。Galectin-3主要分布在細胞質中，也可以出現在細胞核中；Galectin-3缺乏經典的內質網-高爾基體分泌途徑，而主要是通過非經典的樹突狀細胞或機械轉導的方式進行分泌。一般情況下，Galectin-3分泌后通過細胞遷移、黏附和細胞間的相互作用，與高親和力的糖蛋白綁定在細胞表面。細胞質中的Galectin-3與病變活動及細胞信號轉導通路有關，而細胞核中的Galectin-3作用機制與其pre-mRNA、基因表達有關。由于其獨特的嵌合結構能夠使其與大量的細胞配體相互作用，并發揮調節細胞的不同功能，如增長、遷移、黏附、入侵、免疫功能及血管生成功能等，其在腫瘤的進展過程中有重要意義[4-6]。
1.2 Galectin-3在甲狀腺癌中的研究與應用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正常甲狀腺組織、甲狀腺良惡性結節的腫瘤標志物、基因表達等有較多的研究，而Galectin-3在甲狀腺相關疾病中的表達水平是近幾年文獻較為關注的。Abd-el等[7]的研究表明Galectin-3在不同的甲狀腺癌中的表達有差別，其在甲狀腺乳頭狀癌中敏感性為92.9%，特異性為90.9%，而在甲狀腺濾泡狀癌、濾泡性腺瘤中偏低(甲狀腺乳頭狀癌＞甲狀腺濾泡狀癌＞濾泡性腺瘤)，并可能與局部細胞增生存在聯系。Zhang等[8]對51例DTC進行細胞涂片Galectin-3免疫組化染色，其敏感性為77.3%，特異性為72.4%，提示Galectin-3對甲狀腺良惡性結節的鑒別診斷具有重要參考價值。Saleh等[9]評估4種腫瘤標記物(Galectin-3、HBME-1、CK19、Ret)的免疫表達在細針穿刺活檢(fine needle aspiration，FNA)時鑒別甲狀腺結節良惡性的價值，研究結果顯示其中Galcetin-3具有最高的敏感性及特異性，分別為92.6%和77.3%，并由此認為Galectin-3可作為單一腫瘤標記物來鑒別甲狀腺結節的良惡性。Bartolazzi等[10]把放射性核素99mTc與Galectin-3抗體連接作為分子顯像探針進行甲狀腺核素顯像，即通過靜脈注射將顯像探針引入荷甲狀腺癌的小鼠體內的方法，運用高分辨率γ相機對小鼠分別于靜脈注射后1、3、6、9、24 h時間段采集圖像，結果顯示在6 h及9 h時間段病灶區放射性核素濃聚最高，并因此提出Galectin-3能夠鑒別甲狀腺結節的良惡性，同時Bartolazzi等認為Galectin-3抗體標記的分子探針顯像還能對多種惡性腫瘤(如甲狀腺癌、淋巴瘤、乳腺癌等)的診斷及治療具有重要的意義。
2 HBME-1
2.1 HBME-1的結構與功能
HBME-1為單克隆抗體，是一種酸性氨基多糖蛋白，其主要成分為透明質酸。HBME-1同時也是間皮細胞微絨毛表面特異性標志物，可以特異性地與間皮瘤細胞表面的抗原結合，其在腫瘤血管的形成、腫瘤的生長及轉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HBME-1的生化特性尚不清楚，其表達以細胞膜為主，其表達特點與細胞核有明顯的相關性[11-12]。
2.2 HBME-1在甲狀腺癌中的研究與應用
近幾年HBME-1逐漸成為鑒別甲狀腺結節良惡性的細胞標志物。多篇文獻報道顯示，HBME-1在DTC中呈高表達，而在正常甲狀腺組織及良性甲狀腺結節中不表達[13-14]。de Matos等[15]的研究顯示在170例甲狀腺病變患者(148例惡性結節、22例良性病變)的組織中，HBME-1在甲狀腺乳頭狀癌中陽性表達率為94%，而在良性甲狀腺結節中幾乎不表達，由此提示其可作為診斷甲狀腺乳頭狀癌的重要參考標志物。Papotti等[16]對惡性潛能未確定的(uncertain malignant potential, UMP)甲狀腺腫瘤組織行HBME-1免疫組化表達，結果發現HBME-1表達陽性，提示UMP甲狀腺腫瘤病變更趨向于診斷為甲狀腺乳頭狀癌，同時提示HBME-1的陽性表達可為甲狀腺乳頭狀癌的診斷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Barut等[17]認為HBME-1在甲狀腺乳頭狀癌中的表達具有較高的陽性率(70.7%)，其敏感性為67.2%，特異性為99.7%，其特異性明顯高于其他標志物(Galectin-3、CK19)，但同時也顯示HBME-1在甲狀腺濾泡狀癌中的敏感性(90%)較其在乳頭狀癌中更高(67.2%)。郭健等[18]對134例DTC的研究報道顯示：HBME-1在DTC中呈高表達，其陽性率為88.8%，而在甲狀腺非癌組織中的陽性表達率為12.5%，提示HBME-1可作為甲狀腺乳頭狀癌的良好標志物之一，同時也可對鑒別良惡性甲狀腺結節起重要參考價值。Ohta等[19]對50例FVPTC組織學切片進行HBME-1免疫組化染色，結果顯示其敏感性為92%，特異性為89%，提示其對FVPTC的診斷具有很好的參考價值，其陽性表達能夠減少FNA對FVPTC診斷的假陰性率。
3 18F-FDG在DTC中的研究與應用
DTC的總體預后較好，死亡率低；131I全身掃描(131I-WBS)+甲狀腺球蛋白(Tg)測定是臨床上診治DTC的兩個關鍵指標。前者主要是了解殘余甲狀腺組織的存在及數量，同時對復發和轉移病灶進行定位、定量診斷，并評價其攝取131I的功能；后者主要是用于治療前后評估體內病灶的殘留、復發以及預后的監測；而臨床上兩者常成正相關，即131I-WBS陽性、Tg陽性或兩者都為陰性；但有相關文獻報道[20-21]臨床診治中約有30%的DTC患者可出現131I-WBS與血清Tg結果不一致，即131I-WBS陰性、Tg陽性或者反之，并且臨床上常以前者多見，其可能出現的主要原因[22-23]：①Tg出現假陽性，如TgAb陽性時放射免疫分析可出現假陽性；②甲狀腺過氧化物酶(thyroidperoxidase, TPO)的缺陷，從而使131I的有機化障礙，導致131I-WBS出現假陰性；③鈉/碘同向轉運體(sodium-iodide symporter, NIS)的缺陷及Pendrin蛋白的降低，造成攝碘不平衡，從而難以將攝入的碘維持在細胞內；④在長期疾病的過程中，DTC可退行發育為未分化癌，導致攝碘功能缺失；⑤其他如許特爾細胞癌不攝取131I、患者行顯像前的準備不充分等。而在這種情況下需要進一步行18F-FDG顯像明確診斷。
姚小芹等[24]對35例131I-WBS陰性、血清Tg陽性的患者行18F-FDG符合線路顯像，其結果顯示：敏感性為81.5%，特異性為75%，準確性為80.0%，陽性預測值為91.7%。Asa等[25]對Tg陰性、甲狀腺球蛋白抗體(TGA)持續陽性的40例患者行18F-FDG PET/CT顯像，結果提示：DTC患者在Tg陰性、TGA持續陽性的情況下，行PET/CT檢查對癌的復發及轉移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Shamim等[26]對35例經甲狀腺全切術+131I放射性治療后，且血清Tg陽性、131I-WBS陰性的DTC患者行18F-FDG PET/CT顯像，結果顯示：FDG顯像陽性患者21例(陽性率為60%)，且在21例陽性患者中甲狀腺乳頭狀癌患者占90.5%，甲狀腺濾泡狀癌占9.5%；該研究同時顯示FDG顯像的陽性率與患者的年齡(高于45歲)具有正相關性，而患者的Tg值與18F-FDG顯像的SUV值無明顯相關性。Trybek等[27]報道18F-FDG PET/CT顯像在高水平的血清Tg增加的情況下，其敏感性更高，在Tg＞28.5 ng/mL的情況下，其敏感性為100%。Ma等[28]學者對促甲狀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在18F-FDG PET診斷131I WBS-/Tg+ DTC的價值中指出，與服用甲狀腺激素對比，TSH升高狀態下，18F-FDG PET敏感性更高，顯示的DTC病灶數目更多，且腫瘤/本底比值高，從而提示在高TSH狀態下行18F-FDG PET顯像，可提高131I WBS-/Tg+ DTC患者復發或轉移診斷的敏感性。
4 問題與展望
不難看出，Galectin-3與HBME-1兩者對甲狀腺癌的診斷價值，各學者的報道不盡一致，有些甚至相互矛盾。兩者獨立使用，都能對甲狀腺良惡性結節進行鑒別診斷。而眾多學者往往將兩者組合使用，互補兩者之間的不足，以提高其診斷的準確性。Barut等[17]認為Galectin-3與HBME-1組合，兩者同時陽性對甲狀腺乳頭狀癌診斷的特異性達99.2%，準確性達96.1%，從而提高了對甲狀腺惡性腫瘤診斷的準確性。de Matos等[29]對Galectin-3和HBME-1在DTC中的表達進行了系統回顧及meta分析，結果顯示兩者的聯合使用能夠明顯提高其診斷的特異性(89%)。Ma等[30]對43例甲狀腺乳頭狀癌切片行多個腫瘤標記物的免疫組化染色，結果顯示Galectin-3與HBME-1都具有最高的特異性及陽性預測值，均達100%。而Saleh等[31]認為Galectin-3和HBME-1兩者組合的陽性表達較其單獨應用并不能提高對甲狀腺惡性腫瘤的敏感性及特異性；由于免疫組化染色步驟較多，在實驗過程中因易受外界或不確定的因素影響而出現假陽性或假陰性等誤差。
18F-FDG PET/CT顯像是解剖圖像和功能圖像的有效融合，克服了單一圖像的局限性，對Tg陽性、131I-WBS陰性的DTC患者在癌細胞的診斷和轉移、復發及預后監測等方面有較高的敏感性及特異性。Haslerud等[32]對18F-FDG PET/CT顯像診斷DTC復發情況進行系統性回顧及meta分析，結果得出18F-FDG PET/CT顯像對DTC復發診斷的敏感性及特異性都為79.4%，提示18F-FDG PET/CT顯像在檢測DTC的復發方面具有可靠性。Gaertner等[33]對141例經手術全切+131I治療的患者進行分析得出，碘攝取陽性轉移灶的治療療效較陰性攝取轉移灶更高，但不能提高生存率；而有FDG陽性轉移灶患者的治療療效較有陰性轉移灶者更差，且生存率更低，因此18F-FDG PET顯像可作為檢測DTC復發、轉移的一種重要手段。目前臨床相關研究表明18F-FDG PET/CT顯像應用于甲狀腺癌診治時，癌細胞攝取FDG的情況與血清Tg及TSH水平有相關性，雖然目前其關系還存在爭議，但多數研究者已經認可癌細胞對FDG的攝取與血清Tg及TSH水平成正相關。
綜上所述，Galectin-3、HBME-1的表達水平對鑒別甲狀腺良惡性結節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但還存在爭議；而其對甲狀腺癌的淋巴結或遠處轉移及患者預后評估等方面的價值知之甚少，需要進一步研究。18F-FDG PET/CT顯像因其為解剖圖像及功能圖像的有效融合，對甲狀腺癌的診斷敏感性及特異性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由于其自身存在特異性較低的問題，對于炎癥、外傷等代謝較高的病灶可出現假陽性，因此在應用18F-FDG PET/CT顯像對甲狀腺癌進行診治時需要結合病史及其他輔助檢查結果進行綜合評估。關于將甲狀腺癌腫瘤標記物(Galectin-3、HBME-1)的免疫表達與18F-FDG顯像相結合對甲狀腺癌進行研究，例如甲狀腺癌腫瘤標記物與18F-FDG顯像兩者之間有無關系，兩者聯合能否提高對甲狀腺癌診斷的敏感性、特異性及預后評估的準確性等，目前國內外還未見相關文獻報道，值得探索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