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討鎖骨下動脈損傷的外科治療特點。方法 1990年7月~2006年1月，對12例鎖骨下動脈損傷患者，取鎖骨上下聯合切口，充分顯露鎖骨下動脈全段，分別采用動脈破口修補、包裹修復、血管吻合及人造血管移植修復重建損傷動脈。均為男性，年齡18~36歲，平均22.6歲。損傷部位：鎖骨下動脈第1段1例，第2段4例，第3段7例。損傷類型：均為不完全斷裂及破損，其中動脈破損區小于動脈周徑1/3者4例，小于動脈周徑2/3者5例，大于動脈周徑2/3者3例。伴全臂叢神經損傷1例，神經干缺損５cm；部分臂叢神經損傷3例，其中２例僅前束損傷，神經缺損分別為４cm和6 cm；正中神經完全損傷及尺神經不完全損傷１例，神經缺損４cm。損傷至手術時間3 h～1.5個月。結果 術后無死亡及肢體壞死。獲隨訪2個月~12年，平均5年2個月。10例橈動脈搏動恢復良好，2例橈動脈搏動不明顯，均為動脈直接吻合者。４例合并臂叢神經損傷患者，前束損傷者術后肢體功能基本恢復正常，屈肘肌力Ⅳ級；全臂叢神經完全損傷者術后上肢功能基本無改善。結論 鎖骨下動脈解剖位置特殊，動脈損傷后顯露、修復均較困難。鎖骨上下聯合切口可在直視下顯露動脈全段，修復重建安全可靠。
目的對下肢髓內延長技術的應用進展進行綜述。 方法查閱國內外有關下肢髓內延長技術的文獻，對其進行總結分析。 結果下肢髓內延長系統主要包括機械型、電力馬達驅動型及磁力驅動型。與傳統外固定延長技術相比，該技術在并發癥發生率、術后肢體功能、骨愈合、患者舒適度、切口美觀度及住院時間等方面，均具有明顯優勢。但亦存在器械故障導致延長失敗、髓內感染、血管神經損傷、延長長度受限、價格昂貴等不足，并在髓腔狹窄、多段彎曲、骨髓炎、皮膚感染、骺板未閉等情況下應用受限。 結論下肢髓內延長是肢體延長技術的一大改進，目前臨床應用較少，但初步臨床療效良好，是肢體延長、骨重建及矯形外科的發展方向。
目的對用于骨組織工程的體內生物反應器（in vivo bioreactor，IVB）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為后續研究提供參考。方法查閱近年來骨組織工程 IVB 相關文獻，從 IVB 構建原則、構建 IVB 的組織類型、部位及方法，以及 IVB 用于構建組織工程骨的優劣等方面進行綜述。結果IVB 是利用機體自我再生能力，把身體作為生物反應器在損傷部位或能夠支持新組織再生的異位部位再生新組織或器官。IVB 可由組織瓣（皮下袋、肌瓣/袋、筋膜瓣、骨膜瓣、大網膜瓣/腹腔）和軸向血管蒂（軸向血管束、動靜脈環）單獨或聯合構建。使用 IVB 能預構與骨缺損形狀、大小匹配的血管化組織工程骨。預構的骨組織可作為游離骨移植物、帶蒂骨瓣或游離骨瓣修復骨缺損。IVB 解決了傳統骨組織工程血管化不足的問題。結論IVB 是一種有臨床應用前景的血管化組織工程骨預構和骨缺損修復重建的方法，在修復大型復雜骨缺損方面有著獨特優勢。但因 IVB 存在構建復雜以及手術并發癥等問題影響了其臨床應用，后續需致力于開發一種簡單、安全、高效的 IVB。
目的總結采用穿支蒂腓腸神經營養血管螺旋槳皮瓣修復跟后軟組織缺損的療效。 方法2010年1 月－2012年6月，收治7例跟后軟組織缺損患者。其中男5例，女2例；年齡14～52歲，平均31歲。致傷原因：碾壓傷3例，撕脫傷2例，撞擊傷2例。受傷至入院時間1 d～3周，平均6.8 d。軟組織缺損范圍4 cm × 3 cm～7 cm × 5 cm。采用大小為11 cm × 4 cm～15 cm × 7 cm的穿支蒂腓腸神經營養血管螺旋槳皮瓣修復。供區直接拉攏縫合。 結果術后1周內皮瓣腫脹程度根據顧玉東提出的標準進行評定，均為2級。皮瓣均順利成活，創面及供區切口均Ⅰ期愈合。術后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6個月～2年，平均11.5個月。皮瓣外觀無臃腫，蒂部平滑，質地良好。術后6個月皮瓣兩點辨別覺為7～14 mm，平均12 mm；踝關節功能采用美國矯形足踝協會（AOFAS）評分系統，獲優5 例，良2 例。 結論穿支蒂腓腸神經營養血管螺旋槳皮瓣術中移位簡便，靜脈回流并發癥少，修復跟后軟組織缺損后可獲較好外形。
目的 分析聯合應用椎間融合器和膨脹式椎弓根螺釘（expandable pedicle screw，EPS）重建腰椎滑脫癥穩定性的治療效果。 方法 2004 年6 月－ 2008 年3 月，收治腰椎滑脫癥患者23 例，其中男9 例，女14 例；年齡24 ～ 72 歲，平均48.7 歲。病程6 個月～ 6 年，平均30.4 個月。其中退行性滑脫18 例，峽部裂性滑脫5 例。滑脫節段：L3、4 1 例，L4、5 14 例，L5、S1 8 例。按 Meyerding 滑脫分級標準，Ⅰ度17 例，Ⅱ度4 例，Ⅲ度2 例（含1 例復發性L5 峽部裂）。采用PLIVIOS 椎間融合器（48 只）行后路椎體間融合，EPS（84 枚）行滑脫復位、內固定治療。應用EPS 的指征包括；初次手術合并骨量減少及骨質疏松、對既往椎弓根螺釘翻修、術中調整釘道重新植釘、腰骶椎錨定和增加額外的固定把持力。采用JOA 臨床腰椎手術評分系統、X 線片滑脫復位的Boxall 標準及椎體間骨性融合的Cook 等標準對療效進行綜合評定。 結果 術后1 例翻修患者合并腦脊液漏，經保守治療，于術后23 d 切口延期愈合，未合并椎管內感染；余患者切口均Ⅰ期愈合。無神經、臟器損傷等手術并發癥發生。23 例均獲隨訪，隨訪時間12 ～ 39 個月，平均17.8 個月。脊柱前后位、側位、過伸、過屈位X線片檢查示84 枚EPS 均在椎體內完全膨脹。末次隨訪時JOA改善率顯效14 例，有效5 例，無效4 例，總有效率82.61%；滑脫解剖復位14 例，改善6 例，無改善3 例，復位率86.96%；椎體間骨性融合20 例，固定2 例，失敗1 例，融合率86.96%。 結論 EPS 聯合椎間融合器重建腰椎滑脫癥能有效復位、固定和椎間融合。
目的探討采用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建立兔股骨慢性骨髓炎模型的合適濃度。方法取成年新西蘭大白兔 48 只隨機分為 6 組，每組 8 只，B、C、D、E、F 組分別于股骨髁上 2 cm 處注射 1×109、1×108、1×107、1×106、1×105 CFU/mL MRSA，A 組注射無菌生理鹽水作為對照。術后 4 周行實驗動物大體觀察，取傷口分泌物行細菌學檢查；術前及術后 2、4 周檢測血清 C 反應蛋白含量；術后 4 周行 X 線片及 CT 檢查并行 Norden 影像學評分；術后 4 周處死動物取材后行標本大體觀察及評分，并行 HE 染色觀察及組織學評分。結果B 組因感染嚴重死亡 5 只動物，C 組死亡 2 只，D、E、F 組均無動物死亡。大體觀察 A 組切口愈合良好，無軟組織腫脹；B～D 組大部分可見切口紅腫及竇道形成，股骨增粗，骨質破壞，破壞程度隨濃度降低而降低；E、F 組切口可見感染征象，感染程度不及 D 組。細菌學觀察示 B、C、D、E 組切口竇道形成動物均培養出陽性結果，隨著濃度降低，切口竇道形成動物數目逐漸降低；F 組無竇道形成遂未做細菌學培養。術前各組間 C 反應蛋白含量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 2、4 周 B～F 組 C 反應蛋白含量均顯著高于 A 組（P<0 05="" 4="" c="" b="">C 組>D 組>E 組>F 組>A 組，各組間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影像學檢測示 A 組無軟組織腫脹及骨質破壞；B、C 組可見骨質破壞，大量死骨形成，軟組織腫脹嚴重；D、E 組可見骨質破壞，死骨形成程度不及 C 組；F 組可見少量骨感染。B～F 組 Norden 評分顯著高于 A 組，B、C 組顯著高于 D、E、F 組，D、E 組顯著高于 F 組（P<0.05）；B、C 組間及 D、E 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B～F 組標本大體觀察評分顯著高于 A 組，B、C 組顯著高于 D、E、F 組（P<0.05）；D、E、F 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HE 染色示 A 組骨小梁結構清晰，結構排列整齊；B～F 組可見骨小梁破壞，炎性細胞浸潤且程度逐漸降低。B～F 組組織學評分顯著高于 A 組，B 組顯著高于 C～F 組，C、D 組顯著高于 F 組（P<0.05）；C、D、E 組間以及 E、F 組間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采用 MRSA 制備兔股骨慢性骨髓炎模型的最佳菌液濃度為 1×106～1×107 CFU/mL。
目的綜述不同類型絲素蛋白（silk fibroin，SF）載藥緩釋載體的性能、特性以及對裝載藥物的釋放行為影響，并對 SF 載藥緩釋載體目前在組織工程藥物緩釋系統中存在的問題與發展前景進行討論。方法廣泛查閱近年關于 SF 載藥緩釋載體的文獻，從緩釋載體類型、藥物釋放特性、適用范圍、存在的優點及不足、解決辦法等方面進行總結分析。結果目前制備的 SF 載藥緩釋載體主要分為 SF 微顆粒、SF 支架、SF 膜、SF 水凝膠、SF 納米纖維、SF 海綿等；各類型 SF 載藥緩釋載體有各自優點及存在的問題，其中最突出問題是藥物初期突釋現象，通過改善制備工藝、調整材料配比參數等可有效解決藥物初期突釋。通過聯合使用多種不同材料可制備出不同類型復合載藥緩釋載體，實現不同條件下的適用范圍及不同的藥物釋放行為。結論SF 是組織工程良好的藥物載體，通過改進制備工藝、改變材料結構等方式可解決藥物初期突釋問題；通過對多種類型 SF 載藥緩釋載體優點進行結合，有望制備出符合不同臨床需要的 SF 載藥緩釋載體。
目的 評價不同骨質疏松條件下膨脹式椎弓根螺釘（expansive pedicle screw，EPS）的穩定性，為其應用于合并有骨質疏松癥的患者脊柱手術提供力學理論基礎。 方法 取新鮮尸體脊柱（T12～L5）標本，根據骨密度檢測結果，按臨床骨質疏松程度診斷標準分成骨質正常、骨量減少、骨質疏松和重度骨質疏松4個水平，每個水平各2具標本12個椎體。于每個椎體兩側椎弓根分別植入普通椎弓根螺釘（conventional pedicle screw，CPS；CPS組）和EPS（EPS組）。采用AG-IS萬能材料試驗機，以5 mm/min勻速加載進行螺釘軸向拔出試驗，測定最大拔出力、剛度和能量吸收值。 結果 兩組隨骨密度水平下降，最大拔出力及剛度均逐漸下降（P lt; 0.05）；CPS組能量吸收值逐漸下降（P lt; 0.05），EPS組能量吸收值除正常骨質與骨量減少間比較、骨質疏松與重度疏松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gt; 0.05）外，其余各密度水平間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lt; 0.05）。同一骨密度水平EPS組最大拔出力均顯著高于CPS組（P lt; 0.05）；除正常骨質水平外，同一骨密度水平EPS組剛度均顯著高于CPS組（P lt; 0.05）；除骨量減少水平外，同一骨密度水平兩組能量吸收值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gt; 0.05）。骨質疏松水平EPS組最大拔出力、剛度、能量吸收值與骨量減少水平CPS組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gt; 0.05）；但重度骨質疏松水平EPS組以上指標均顯著低于骨量減少水平CPS組（P lt; 0.05）。 結論 與CPS相比，EPS能明顯提高固定強度，尤其對于骨量減少或骨質疏松患者。